我国对外开放的道路究竟该怎么走？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导）     华 民

开放经济与封闭经济的本质区别是，能否利用外部资源来发展本国经济。亚洲的封闭使得亚洲只能使用有限的本土资源。中国明朝于1443年禁海，这可以说是自废武功，把远洋（郑和七下西洋）带来的商业机会让给了欧洲人，从而把这笔横财拒于亚洲之外。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亚洲西端的奥斯曼帝国，放弃海洋，扼守大陆，结果，欧洲走向海洋向着商业革命杨帆驶去，而奥斯曼帝国则被限制在陆地上步入。

欧洲的对外开放源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远洋。但是，这两个国家始终未能崛起。原因就在于他们虽有远洋，但却没有贸易，从而未能通过有效使用外部资源来实现经济增长。真正开始有效利用外部资源的是荷兰和英国。但这两个国家在对外开放的道路上所做出的选择还是有本质的区别。荷兰从事的是香料贸易，属于贸易中间商。英国不同，他选择了本土制造和出口海外市场的重商主义道路。

重商主义把财富定义为贸易所得（金银），因此其政策取向就是追求贸易顺差。为了实现贸易顺差，重商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禁止金银输出，增加金银输入。落到具体政策上就是由政府管制农业、商业和制造业，发展对外贸易垄断，通过高关税率及其它贸易限制来保护国内市场，并利用殖民地为母国的制造业提供原料和市场。于是，在重商主义的基础上，又合乎逻辑地派生出了殖民主义。

从政治上讲，人们通常都把殖民主义定义为帝国主义的产物。但是从对外开放的角度来讲，殖民主义是重商主义的产物，因为殖民主义不过是重商主义垄断对外贸易的一种方法而已，这在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里被定义为瓜分市场，而在经济学教科书里则被定义为市场分割与贸易垄断。

随着英国工业化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以及经济理论的发展。率先工业化、从而具有先发优势的英国，在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与大卫·李嘉图自由贸易理论的推动下，又走上了自由主义的开放之路。自由贸易主义主张在没有进口关税、出口补贴、国内生产补贴、贸易配额或进口许可证等因素限制下开展国与国之间的商贸活动。自由主义贸易理论产生的基本依据是比较优势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各国应致力于生产成本低、效率高的商品，来交换其无法用低成本生产的商品。

面对具有先发优势的自由主义对外开放，那些后发展国家或者经济体又该选择什么样的对外开放之路。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李斯特从本国国情出发，主张德国选择贸易保护主义的开放道路。如果说重商主义追求的目标是贸易顺差，那么，贸易保护主义对外开放的目标则是保护本国幼稚产业的发展。但是，贸易保护主义也不同于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而贸易保护主义则主张政府干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美国的领导下，世界体系重构，创造了三大国际公共品：和平（联合国）；自由贸易（关贸总协定）；金本位的世界货币体系。从而让世界经济走上了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但是，基于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的异质性，前苏联和拉美发展中国家则没有根据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这种结构变化，做出正确的选择。前苏联选择了社会主义的专业化国际分工，建立了一个与自由主义世界对立的、非市场的、并且是强制专业化分工的跨国集团（经互会）。拉美国家则选择了以依附论为理论依据的进口替代政策，从而失去了通过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合作的机会。最后都走上了经济崩溃、乃至政治解体的衰亡之路。

经互会是对二战后美国推出的“马歇尔计划”的形式模仿。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是为了帮助欧洲复兴，在该计划推行期间，西欧各国通过参加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D)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1.5亿美元，其中90%是赠予，10%为贷款。但是，前苏联推行的经互会计划就不同了，作为倡议者的前苏联是为了加强对盟友的控制，而成员国则是为了抱团对抗西方。马歇尔计划促进了西欧经济的发展，避免了欧洲经由经济危机再次走向战争的可能性。但是经互会的建立则从经济上强化了东西方的冷战，并使得大多数东欧国家由战前的开放经济走向之后的封闭经济，从而埋下了经济和政治危机的种子。

盛行于拉美的“依附论”以 “中心-外围”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得出了欠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必定会成为被剥削者的结论，从而选择了进口替代的贸易政策。由于进口替代是反市场和反贸易的，结果，凡是选择了进口替代的拉美国家几乎都发生了经济或者金融危机。那些最终能够走出拉美增长陷阱的国家，恰好是些选择了自由主义对外开放的国家，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智利。

至此，我们大致上可以看到，自人类开始远洋以来，在走向对外开放的道路上至少有以下几种可能的选择：重商主义、自由主义、殖民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社会主义、以及以依附论为依据的闭关主义。至于具体选择什么样开放政策：是出口导向、进口替代、保护幼稚产业、加工贸易、还是外包与产业链分工等，则都属于一种较低层面的政策问题，而不是道路问题。有些适合于自由主义的对外开放，有些适合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对外开放，从而可以组合成更为多元化的开放经济。但是，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区别的是，在这些可能的组合选择中，有些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而有些则是基于经济发展阶段的，还有些则是基于世界经济发展环境的。比如，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选择显然是基于意识形态，而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选择则更多地基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最后，殖民主义的选择则在很多的程度上与世界经济环境处于所谓的“丛林状态”有关。

中国1979年的对外开放所选择的道路无疑是重商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的组合。1979年的中国不仅是一个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而且就农村人口高达70%以上的状况而言，显然处于刘易斯增长阶段。为此，中国既需要解决发展中国家的两缺口问题：储蓄不足与外汇短缺。又要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来实现工业化发展，实现农村人口从报酬递减的农业部门向报酬递增的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而追求贸易顺差的重商主义和保护幼稚产业的贸易保护主义之组合，则可以同时解决中国以上两个方面的发展问题。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非常理性的，也是非常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

但是在经历了四十年的开放之后，四十年之前所做的选择显然已经不再适应当下的中国。从内部经济来看：发展中国家的两缺口已经闭合；中国的制造业缺的不是保护而是竞争。从外部经济来看，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贸易失衡的主要当事国，全球贸易失衡主要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且因为中国对外开放的自由度不够，使得中国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的时候，虽然做出了自由贸易的承诺，但是，在降低、减少直至取消制造业的出口补贴、服务业和农业的自由贸易等方面进展都不是很大。由此造成的贸易摩擦不仅对中国的对外开放带来负面的影响，而且也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消极的影响。目前，贸易摩擦已经演变成为贸易战，由此产生的贸易冲击正在让中国的经济增长脱离健康的轨道，这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长的持续下行，而且还表现为市场力量的式微。

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已经到了必须重新选择对外开放道路的关键时刻。那就是变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组合为自由主义的对外开放，为此，就必须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的改革。比如，没有政府职能的转变，我们便无法准确界定政府与企业的边界，从也就无法解决政企不分与对外贸易中政府过度补贴的问题；没有政府职能的转变，我们便很难推进服务业贸易的自由化，原因就在于一些最为重要的服务业基本上都控制在政府的手里，处于不可竞争的垄断状态；没有土地的流转与交易，便难以变小农经济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大农业，从而也就难以实现农产品的自由贸易，进而成为世界大粮仓。进一步而言，这些问题不解决，当然也不可能解决资源错配和那些受到政府保护的部门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由此可以得到的结论是，若要选择更为自由的对外开放之路，我们便需要更为全面而又深刻的体制改革。